这也许并不是个很恰当的比喻，但它却可以形象地勾画出文化产业存量与增量之间的关系。

　　姚明没有参加第十届全运会的男篮比赛，是因为赛程与美国NBA相冲突；球迷们并没有太大意见，是因为看有姚明的NBA，已经成为他们的另一项重要乐趣；姚明不打CBA而去打NBA，是因为人家的俱乐部搞得早，水平高,成为一种向全世界输出的文化。在美国球迷的眼中，NBA的可看性甚至超过了国家队的比赛。

　　对文化产业来说，以国有文化产业为主的存量部分相当于“国家队”，由非公有资本进入的增量部分则相当于“俱乐部”。在计划年代，我们文化产业的舞台上一年四季只有“国家队”的表演，而且严格地说，那时候只有“文化事业”，并没有“文化产业”的概念。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非公有经济已占国内经济的半壁江山。民营资本在推动经济发展、解决城乡日益严峻的就业问题等方面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把增量改革与存量改革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增量的发展促进存量的盘活，这是20年来的一大历史经验。

　　文化体制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引导、释放民营文化资本的增量实力和挖掘、激活国有文化资源的存量潜力，两者相互促进，从而推动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从这一角度，我们就不难理解不久前国务院颁发《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的深远意义。

　　文化市场开放与经济领域一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早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演出和娱乐行业已率先对非公有资本开放。此后，随着文化消费市场的拉动，非公有资本事实上已经以种种方式渗入到文化产业的诸多领域。近年来，在影视音像、出版发行、互联网内容提供、演出、旅游等行业，涌现出大量叫好叫座的民营文化产品，诞生了一批深受市场欢迎的民营文化品牌。过去被戏称为“游击队”的民营文化企业，已经在填补市场空白的过程中，成长为一支不可限量的“生力军”。在争取观众上，俱乐部的存在对国家队意味着一种竞争，但俱乐部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赛场和荧屏，俱乐部的充分发展，也是提高国家整体竞技水准的基础和前提。

　　民营资本是最有活力的。其灵活的经营机制、强大的市场扩张能力如同“鲶鱼效应”，给国有文化部门带来了竞争压力和改革动力，从深层次上推动了体制变革。眼下，最优秀的文化人才仍主要集中在国有文化部门，然而这一含金量最高的稀缺资源往往出现闲置。民营文化企业能够迅速抢占市场并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借用”了国有文化资源。在我省，就曾出现过民间剧团花重金把省团名角挖走的例子。这种看似“挖墙脚”的现象，实际上正是增量盘活存量的一个证明。

　　民营资本又是最务实的。他们的市场行为，客观上推动了文化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文化化，不断扩大文化产业的外延。记者到文化部门采访时，发现竟然拿不到有关文化产业的具体统计数据，原因即在于此。例如，你很难界定寿山石产业、德化陶瓷业和日益升温的文化旅游是否属于文化产业，甚至，当安溪人迅速改变全中国人的喝茶习惯时，你也很难判断这是一种经济现象，还是一种文化现象。

　　随着小康社会的到来，文化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但是，政府财力有限，仅依靠财政办文化不可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国务院颁发《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明确放开投资准入领域，鼓励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可以视为文化体制改革进程中的一块里程碑。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将面临一个必然的选择：从“办文化”向“管文化”的职能转变，从“运动员”到“裁判员”的角色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