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苏格兰很美,其首府爱丁堡更美,有许多国际会议在此举行。我探胜之心被深深地打动了,便找来了英文版的旅游手册,见其对爱丁堡的介绍颇为简要。它写道:“爱丁堡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性的首府。以内海港湾为背景,爱丁堡呈现出罗漫蒂克的有教养的有活力的面貌,它具有戏剧性的岩崖和山谷,大海的风光,耸立于云表的式样风格令人吃惊的建筑物,高高俯瞰着的历史里程碑,以及以独特的姿态站立在陡峭的山崖之上的令人敬畏的古城堡。”这段文字倒也虚虚实实,耐人寻味。

　　我到爱丁堡右下榻的宾馆,就在最繁华的太子街上,其门面平平常常,并无先声夺人的豪华气派,但内部却挺讲究雅净。太子街也并不宽阔,几大步便可横穿过街。人行道上游客如云,络绎不绝。街道中巴士穿梭往来,秩序井然,不显拥挤。全市新城老城兜上一圈,紧走慢走花不到两个小时。城市建筑保持着浓郁的中世纪风貌,不仅历史性的著名建筑物保持完好,就是新的建筑物在风格和色彩等方面亦与古建筑融为一体。我没有看到拔地而起的摩天大楼和鳞次栉比的钢筋水泥的火柴盒似的高楼,太子街头的街旁就是花圆,由原来城堡的护城河填成的,只见草地葱缘,繁花似锦,喷泉当中矗立着一座精美的雕塑。举目眺望,在苍茫夜色的衬托下,耸立于山崖上的爱丁堡城堡,屹立于高街上的爱丁堡圣吉斯大教堂,以及犹如长戟刺天的苏格兰纪念碑,无不显得更加巍峨苍劲。当我回到宾馆餐厅临窗而坐时,全城已华灯初上。霎时间,千有万户窗口里闪烁的灯火犹如天上银河倾泻人间,令人为之目炫神荡。历史性建筑保存之完好,交通之有序、街道之整洁、花圆之旖旎,给了我爱丁堡“有教养,有活力”的最初印象。

　　然而这城市最使我感兴趣的是它的植物园。它在爱丁堡西北方向不远处。园内包括四秀花草圆、森林公圆、暖房、中国园林等几个部分。它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花园之一,已成为国际上著名的科学研究、资源保护和教育的中心。园内各不相同的部分,无不为来苏格兰的访问者和学者提供最喜欢最有吸引力的东西。那天,我去得很早。虽才9月中旬,这里已经寒风袭人,不得不裹紧了羽绒衣。在那里,我看到一座非常高大壮观的植物园屏,像绿色的长城,长近百米,高一二十米。它是由一种名叫山毛榉的植物形成的围篱。围篱葱葱郁郁,修剪整齐,浑然天成,叹为观止。这里有大可参天的巨树,也有细若游丝在水中飘荡的小草。植物来自世界各地,品种繁多,见所未见,奇花异草,目不暇接。令我盘桓最久的是“中国园林”这一部分。它位于花园南面博览园可以说这里是中国野生植物的所有植物都是从中国搜集来的,我发源地主要在中国西南,包括云南、贵州、四川等,甚至有的源于喜马拉雅山峰。也有一些植物发源地在中国沿海省份和台湾省。为了给人留下这是中国植物园的深刻印象,还特地设置了一个中国亭园。那是一道颇为壮观的瀑布,自高而下,水流经过落差跌岩之后,翻腾注入山脚下的池塘。塘中有小巧玲珑的亭子,池水平如镜。有小桥与亭子相通。走累了,在亭中歇歇脚,呼吸一下清新空气,又是何等惬意。这个“中国园林”的建立,可真是目光远大,匠心独运的大手笔,称得上中国植物的集大成者。也许是我的孤陋寡闻,如此规模的花园在中国似还未见过。

　　回到伦敦后,我购得一本英文版的书,书名为《奇货,苏格兰和中国的贸易》,作者是苏珊·芮珀,由苏格兰国家博物馆出版于1997年。翻了一下,发现书中有不少关于搜集中国植物的记载。根据书中记载,早在16世纪末,有一个名叫威廉·卡米切罗的苏格兰人靠冒险精神,于1579年到达里斯本,后来又,远涉重洋抵达中国南部海岸。他是一个冒险家,不是一个贸易商人,被誉为英国第一个到达中国的人。

　　到17世纪初,苏格兰和荷兰之间的贸易兴旺起来。1640年,荷兰的鹿特丹成为与苏格兰贸易的重要港口。许多苏格兰的批发商人遣送他们的子弟到那里去当学许徒,学做生意,懂得了荷兰与中国的贸易。其中的约翰·伯罗从俄国的圣彼得堡出发,经过古代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与中国人打交道。有一天早晨,他离开帐逢,爬到了一个山顶,在那里找到了一些上好的大黄植物,并且挖了很多带回圣彼得堡去。中国植物最早被英国人知道的恐怕要算可做药材的大黄的根。从那以后,英国人的花园中便有了中国的大黄。

　　大约在1700年,东印度公司的苏格兰外科医生詹姆士·卡宁翰从中国厦门回伦敦时,带回一本植物画册,虽画得粗糙,但却有用。他还带回了许多干的中国植物标本。这个人应是第三个到中国的苏格兰人。

　　第四个和第五个到中国的人是苏格兰的威廉。麦路斯和他的朋友罗伯特·福吐尼。但后者比前者更有作为,福吐尼第二次来中国是在1842年8月。他虽不是一个植物学家,但在爱丁堡皇家植物花园当过两年学徒,从一个园艺主管人那里学到了植物学知识。福吐尼在中国这块“花的土地”上搜集了很多山茶花,杜鹃花和玫瑰花等植物。

　　差不多也在此时,来中国的第六个人是苏格兰人约翰·利维斯。他带回了由中国艺术家画的5卷优美的中国植物、水果和蔬菜的水彩画册。这套跟原形一样逼真的水彩画册,为罗伯特·福吐尼提供了搜集中国植物的依据。福吐尼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拓荒者,他在福建弄清了茶的制作过程,懂得了绿茶和红茶来源于同一株茶树,只是加工制作不同而已。他于1860年在苏格兰退休前还注释了一部植物书,书中的许多花木现在正生长在英国的花园里。

　　为搜集中国植物作出贡献的第七个人当是乔治·福勒斯特。他在爱丁堡皇家植物花园工作过,后被派往中国。他同时还为英国利物浦港市一个棉花经纪人建立一个新的稀有植物园而采集植物。1904年,他又到中国西南的云南省,培养当地人,学会帮助他的考察队搜集了超过3万个种类的植物和超过5000种的杜鹃花属植物。这些物种在英国一直流行至今。福勒斯特还是一个摄影者,他从1904至1932年在中国西南期间,拍摄了大量植物照片。

　　我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援引上述的记载呢?因为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使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爱丁堡皇家植物花园的建立和发展,直至成为今天这样称及上国际著名科研、资源和教育的中心,实在是来之不易。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的将近300年间,经过八、九代人百折不挠、历尽艰辛、努力工作的结果。我在欧洲一些城市看到大块大块,甚至连绵数公里的大公园,看到家家户户房前屋后花团锦簇的花园,看到街头地角的草地和吊篮花盆,就已经够眼馋的了,现在又看到如此高层次的爱丁堡皇家植物花园,在羡慕之余能不感慨万千吗。我明白了,精神文明建设比起物质文明建设无疑是更加艰难得多的伟大工程。千里之外始于足下,我们在城市建设中必须脚踏实地从一块一块的街头地角、一块一块的大大小小公园的绿化做起。要舍得腾出地皮来,建高楼讲寸土寸金,建公园更要讲寸土寸金,要寸土必争。我们要放眼未来,用愚公移山精神,一代一代接着干下去,建起一些在一二百年之后能显示出特色的生机勃勃的、能造福全民族、全人类的绿色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