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与传播

　台湾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个成员,千百年来,海峡两岸人员频繁交流交往,不仅带去了开发台湾的先进生产技术,而且带去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闽学就是其中之一。

　　闽北是闽学的摇篮和发源地。北宋时期,闽北

人文荟萃,人才辈出,被称为“延平四贤”的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等一批儒学名流承前启后,上承河洛之学,在闽北的武夷山、建阳、延平等地穷首皓经,齐声倡儒。尤其是大理学家朱熹,对闽学的形成业绩更为卓著。北宋元三年(1081年),杨时与游酢“程门立雪”之后,不负“吾道南矣”之重望,由杨而罗,由罗而李,代代承传。朱熹接过名儒李侗的接力棒后,在闽北各地招贤纳士,传授儒学精义,先后创办了武夷精舍、考亭书院、云谷书院、寒泉精舍、同文书院等,培养一批又一批儒学门人,最著名的有黄干、张洽、陈淳、蔡沈、黄颢、李燔等,受业朱熹门下的学生更数以千计,仅宋元两代,福建的理学家就有154人。朱熹集道、释、儒之大成,使传统的中国儒学发展成新儒学棗闽学,闽北因此有“海滨邹鲁”、“道南理窟”之称。

　　元代,程朱理学开始取得合法地位。明初成为科举取士的官学,闽学于是传播天下,同时跨海传入台湾。明清之际,福建移民台湾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明天启、崇祯年间(17世纪上半叶),因闽南大旱,郑芝龙以“劫富济贫”相号召,“招饥民数万人,人给银三两,三人给牛一头,舶载至台湾”。第二次是郑成功为驱荷兰殖民主义者,收复台湾,招募沿海“官士并眷口计三万奇”入台。第三次是清政府统一台湾之后,招募东南沿海人民入台垦殖。大量移民入台,不仅带去生产技术,而且带去大陆文化,闽学随之东渡入台。随军者除官兵外,不少是受程朱理学影响的文化人。据史料载,1661年,郑成功从金厦东渡入台,“当时士大夫东渡者,盖八百余人”,这些士大夫大多是受程朱理学薰陶的名儒才士,是郑氏政权传播大陆文化,倡导闽学的中坚力量。1665年,台湾政局初定,郑经力采众议,在台湾“择地兴建圣庙,设学校承天府鬼仔埔子”,并于翌年建学院,“自此台人始知学”。

　　1683年,郑克爽降清,台湾与大陆实现统一。清政府因袭郑氏政权闽学治台政策,加快了闽学和大陆文化的传播。1684年,台厦道周昌、首任知府蒋毓英改郑氏旧址为台湾府儒学。康熙五十一年,巡道陈宾又于学宫之左建朱子祠。其后,讲授闽学的书院在台湾迅速发展。1704年,知府卫台揆在府治首建崇文书院;1720年,分巡道梁文煊又建海东书院。雍正、乾隆两朝所建书院有中社、正音、南社、凤阁、龙门、白沙、玉峰、文石、南湖、明志等,至光绪十九年(1893年),台湾的书院达45所之多。各类学校不仅建筑式样、管理体制、形式、机构设置与福建相同,而且许多儒学及书院还建有专门的朱子祠或在孔庙内设牌位,所祀者多是闽学名儒,其中属闽北籍或在闽北讲学、传播儒学精义的就有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蔡元定、真德秀、胡安国、朱松、蔡沈、王守仁、吕祖谦等等。

　　台湾学校初设时,师资不足,书籍奇缺。为了满足教学和士人学习的需要,清政府从福建各地派遣崇儒重道、服膺理学的名官醇儒和教官到台湾任职,其中有不少是从闽北调派的。周元文1707年由闽北延平府调任台湾府知府,在<<台湾府志>>(高志)基础上,编写了<<重修台湾府志>>;杨廷理任过建宁知府等职,乾隆、嘉庆年间,调任台湾海防同知,著<<东瀛记事>>。在台湾担任文教官员的闽北籍人士更多。据<<重修台湾文化府志>>载,仅康熙四十三年至乾隆十年的42年间,台湾府儒学和台湾、凤山、诸罗、彰化四县儒学的闽北人就有9位。袁弘仁,建阳人,1734年任台湾府儒学训导,“多置书籍存学宫”,以教士子。台湾县儒学先后有两位建瓯人陆登选和薛云任县学教谕和训导。

　　朱熹及其门人在闽北讲学授业,著书立说,留下一大批阐扬儒学典籍。道光六年,福建巡抚孙文赴台巡视,从鳌峰书院藏书中,拨出一批理学要籍,赠给台湾以杨龟山而得名的仰山书院,总数达455种166部之多,其中有<<朱子文集>>、<<朱子语类>>、<<读朱随笔>>、<<二程文集>>、<<重编杨龟山集>>、<<重编罗豫章集>>、<<李延平集>>、<<黄勉斋集>>、<<真西山文集>>、<<谢叠山集>>等。闽北人才跨海入台及闽北学者研究儒学书籍运台,有力促进台湾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闽北文化积淀深厚,与台湾关系源远流长。闽北不仅是闽学的发源地,而且直接向台湾输送文教人才。闽学在台湾的传播,地处福建内陆的闽北起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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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版（季刊）
		1998年第2期
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全国统一刊号：CN-35（Q）第0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