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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版（季刊） | ||
| 1998年第2期 | ||
福建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 主辦
全國統一刊號：CN-35（Q）第00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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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北對閩學傳入台灣的貢獻
台灣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個成員,千百年來,海峽兩岸人員頻繁交流交往,不僅帶去了開發台灣的先進生產技朮,而且帶去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閩學就是其中之一。 閩北是閩學的搖籃和發源地。北宋時期,閩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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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薈萃,人才輩出,被稱為“延平四賢”的楊時、羅從彥、李侗、朱熹等一批儒學名流承前啟后,上承河洛之學,在閩北的武夷山、建陽、延平等地窮首皓經,齊聲倡儒。尤其是大理學家朱熹,對閩學的形成業績更為卓著。北宋元 三年(1081年),楊時與游酢“程門立雪”之后,不負“吾道南矣”之重望,由楊而羅,由羅而李,代代承傳。朱熹接過名儒李侗的接力棒后,在閩北各地招賢納士,傳授儒學精義,先后創辦了武夷精舍、考亭書院、云谷書院、寒泉精舍、同文書院等,培養一批又一批儒學門人,最著名的有黃干、張洽、陳淳、蔡沈、黃顥、李燔等,受業朱熹門下的學生更數以千計,僅宋元兩代,福建的理學家就有154人。朱熹集道、釋、儒之大成,使傳統的中國儒學發展成新儒學<酉埲�,閩北因此有“海濱鄒魯”、“道南理窟”之稱。
元代,程朱理學開始取得合法地位。明初成為科舉取士的官學,閩學于是傳播天下,同時跨海傳入台灣。明清之際,福建移民台灣三次高潮。第一次是明天啟、崇禎年間(17世紀上半葉),因閩南大旱,鄭芝龍以“劫富濟貧”相號召,“招飢民數萬人,人給銀三兩,三人給牛一頭,舶載至台灣”。第二次是鄭成功為驅荷蘭殖民主義者,收復台灣,招募沿海“官士并眷口計三萬奇”入台。第三次是清政府統一台灣之后,招募東南沿海人民入台墾殖。大量移民入台,不僅帶去生產技朮,而且帶去大陸文化,閩學隨之東渡入台。隨軍者除官兵外,不少是受程朱理學影響的文化人。據史料載,1661年,鄭成功從金廈東渡入台,“當時士大夫東渡者,蓋八百余人”,這些士大夫大多是受程朱理學薰陶的名儒才士,是鄭氏政權傳播大陸文化,倡導閩學的中堅力量。1665年,台灣政局初定,鄭經力采眾議,在台灣“擇地興建聖廟,設學校承天府鬼仔埔子”,并于翌年建學院,“自此台人始知學”。
1683年,鄭克爽降清,台灣與大陸實現統一。清政府因襲鄭氏政權閩學治台政策,加快了閩學和大陸文化的傳播。1684年,台廈道周昌、首任知府蔣毓英改鄭氏舊址為台灣府儒學。康熙五十一年,巡道陳賓又于學宮之左建朱子祠。其后,講授閩學的書院在台灣迅速發展。1704年,知府衛台揆在府治首建崇文書院;1720年,分巡道梁文 又建海東書院。雍正、乾隆兩朝所建書院有中社、正音、南社、鳳閣、龍門、白沙、玉峰、文石、南湖、明志等,至光緒十九年(1893年),台灣的書院達45所之多。各類學校不僅建筑式樣、管理體制、形式、機構設置與福建相同,而且許多儒學及書院還建有專門的朱子祠或在孔廟內設牌位,所祀者多是閩學名儒,其中屬閩北籍或在閩北講學、傳播儒學精義的就有楊時、羅從彥、李侗、朱熹、蔡元定、真德秀、胡安國、朱松、蔡沈、王守仁、呂祖謙等等。
台灣學校初設時,師資不足,書籍奇缺。為了滿足教學和士人學習的需要,清政府從福建各地派遣崇儒重道、服膺理學的名官醇儒和教官到台灣任職,其中有不少是從閩北調派的。周元文1707年由閩北延平府調任台灣府知府,在<<台灣府志>>(高志)基礎上,編寫了<<重修台灣府志>>;楊廷理任過建寧知府等職,乾隆、嘉慶年間,調任台灣海防同知,著<<東瀛記事>>。在台灣擔任文教官員的閩北籍人士更多。據<<重修台灣文化府志>>載,僅康熙四十三年至乾隆十年的42年間,台灣府儒學和台灣、鳳山、諸羅、彰化四縣儒學的閩北人就有9位。袁弘仁,建陽人,1734年任台灣府儒學訓導,“多置書籍存學宮”,以教士子。台灣縣儒學先后有兩位建甌人陸登選和薛云任縣學教諭和訓導。
朱熹及其門人在閩北講學授業,著書立說,留下一大批闡揚儒學典籍。道光六年,福建巡撫孫文赴台巡視,從鰲峰書院藏書中,撥出一批理學要籍,贈給台灣以楊龜山而得名的仰山書院,總數達455種166部之多,其中有<<朱子文集>>、<<朱子語類>>、<<讀朱隨筆>>、<<二程文集>>、<<重編楊龜山集>>、<<重編羅豫章集>>、<<李延平集>>、<<黃勉齋集>>、<<真西山文集>>、<<謝疊山集>>等。閩北人才跨海入台及閩北學者研究儒學書籍運台,有力促進台灣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閩北文化積澱深厚,與台灣關系源遠流長。閩北不僅是閩學的發源地,而且直接向台灣輸送文教人才。閩學在台灣的傳播,地處福建內陸的閩北起了重要的作用。
(羅小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