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夷山九曲溪六曲溪北，有一峰方正如屏，这就是武夷山三十六奇峰之一的苍屏峰。在苍屏峰麓岩壁上，有一幅醒目的摩崖石刻：“打倒日寇，保我中华”。还带有几分稚气的大字虽不是出自名家手笔，却是熠熠生辉，为武夷山诸多石刻中为数不多的革命胜迹之一。它是抗日战争时期，名扬中外的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回崇安县（今武夷山市）慰问宣传所留下的重要史迹。

据《崇安县新志》（1942年版）载，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散居在福州、漳州、泉州一带的台民400余人被集中遣送到崇安县，居住在文庙和民权路（现东风街）一带的台民宿舍，从事垦荒自谋生活。1938年11月，台胞李友邦到崇安组织台湾义勇队北上抗日，受到台民的热烈拥护，纷纷报名参加。1939年2月，首批台胞三四十人随李友邦到浙江金华，在金华成立了台湾义勇队，其中6个孩子成立台湾义勇队少年团，李友邦任队长兼团长。3月，第二批台胞100余人由崇安到金华。以后，留在崇安的台胞还陆续不断地前往金华参加义勇队和少年团。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成立以后，立即投入抗日救国活动。他们或从事医务工作，为抗日部队和人民群众医病治伤，或发挥能读会讲日语的特长，参与对敌政治工作，或宣传抗日救国唤起民众，或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并积极发起台湾复省运动和参加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受到国内各界的普遍赞赏和好评。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也不断扩大。

台湾义勇队少年团作为台湾义勇队的一部分，也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工作。他们虽然都只是十几岁的孩子，但特定的历史时期，特殊的历史使命使他们边学边干，像大人一样承担起抗日救国的重任。他们最初只在金华活动，后来走出金华，到浦江、兰溪、龙游、绍兴、诸暨等地活动。再后来，又到宁波、衢县，还经江西上饶到福建，到皖南的徽州、屯溪等地，通过讲演、演戏、画画、唱歌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

1940年6月，台湾少年团员20余人受团部委托，回到他们父母战时居住地崇安进行慰问、宣传。他们在台湾义勇队指导训练组组长牛光祖和少年团指导员李炜的带领下，于20日到达崇安。崇安县召开了欢迎会。少年团也举行了两场游艺会答谢崇安各界。形式多样的节目都是宣传抗日的，有舞蹈、歌咏、相声等，还有新编儿童独幕剧《为了大家》和《打杀汉奸》等。两场演出盛况空前，各界人士共1000余人参加了盛会，宣传效果极好。许多台胞当即把子女送到少年团，要他们向大哥哥、大姐姐学习，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少年团一行还参加了赤石儿童教养院建院一周年联欢纪念活动，向那里的儿童报告台湾义勇队、少年团的组织与工作。之后，游览了武夷山，在游览中也不忘自己的使命，在武夷山苍屏峰书刻了“打倒日寇，保我中华”、“台湾少年团到此一游”的巨幅标语。7月9日，全体团员返抵金华。

　　50余年过去了，台湾义勇队和少年团也已于1946年1月在台湾解散。当年少年团的团员现在都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但他们与祖国人民共同战斗的业绩则永远载入中国抗战史册。少年团在武夷山留下的石刻标语，已作为重要革命史迹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连结海峡两岸人民的纽带。改革开放以来，不少义勇队员、少年团员及其后裔前往瞻仰、参观，追思昔日的战斗生活。

1992年9月，当年少年团小队长王正南（现名林云，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常委、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常务理事、湖南省政协常委）亲临武夷山苍屏峰，瞻仰当年的标语，并用三个多小时把当年书写的标语用鲜红的油漆重描一遍，表达了对当年战友的崇敬之情。

1995年9月，原少年团指导员李友邦先生的夫人严秀峰女士应邀到北京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系列活动。活动结束后，专程赶到武夷山，访问台湾义勇队的发源地。在苍屏峰前，严秀峰女士久久地凝视着当年少年团留下的摩崖石刻，还请陪同人员为她摄影留念，并表示，要把照片冲洗多张，分送给已定居台湾的昔日少年团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