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生命科学顶峰的人

　　他，一个从福建龙岩苏溪杜祠走出的穷孩子，获得了加拿大科学院颁发的最高科学奖、美国癌症基金研究会最高奖。他参与的关于人类T细胞受体基因的研究，引起世界轰动，被加拿大科学院提名申请诺贝尔科学奖。

1999年3月，加拿大华裔科学家、分子遗传学家杜润泮博士，应广州市政府邀请，参加了世界留学生经济与技术交流会。作为加拿大基因山国际有限公司的总裁，他手头上有许多高科技产品正待开发，深圳、汕头、龙岩等地也争相邀请他去协作、讲学，聘请他为顾问、客座教授。在龙岩，他作了多场报告，感慨万端。他说，作为闽西人，他攀登上了生命科学的顶峰，在诺贝尔科学奖门前留下了足印。只有敢于竞争，勇于挑战，扎扎实实，一个目标一个目标的努力，才能领略科学的无限风光。

其时，他家里穷。他只好东挪西借筹措赴京路费，当他最后一个到北大报到时，比预定时间迟了10天。可是，理想是生活的启动器，虽然靠助学金维持学习，他不气馁、不自悲。青春的热血沸沸扬扬。长跑，滑冰，游泳，体操，太极拳，小提琴，摄影，舞蹈，没有什么他不爱好的。他兼了学生会的文体委员和多项社会工作。有次校园联欢，他跳苏联红军舞，他踏步，旋转，用力拍打靴子，浑身火热。他说：校园生活该像春天的花园，丰富多彩，朝气蓬勃。

北大毕业，他分配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植物生理学教师。次年，即1958年，一个伟大的号召，激动着无数知识青年奔赴农村。杜润泮自愿到上海郊区宝山。其时，正是“大跃进”，到处放“卫星”，“万斤稻”。一个农业局长请他当科学顾问。他一看，就是把10块正抽穗勾头的水稻移苗并兜，放进一块稻田，密得稻穗上可以让母鸡抱窝。稻杆捂得发热、变黑，就用鼓风机吹。杜润泮一看就说，这个顾问我不当了。

杜润泮自己在复旦开了一块荒地。他说，这是我的综合性大学。他在田边搭一个草棚，晚上就睡在棚里，24小时厮守他的棉田。别人认为教师只能搞理论研究，如果搞实验，就调你去农科院。可杜润泮不这样认为，你不让我搞，我偷偷搞。当时，农村棉花产量一般亩产在百斤。他发现，主要原因是秋霜一下，棉花就蔫了，再没法结籽。要提早播种，温度低，抵抗力就差，一遇寒流就死苗。他一天到晚在田里转。他惊喜地发现，在一块大蒜田边的棉花不死苗。他联想到母亲在孩子的癣上涂抹蒜汁。用大蒜汁浸种，是否能预防棉花死苗。

杜润泮找到上海合成研究处，把他的想法说了。果然，他们找到一种乙基大蒜素，比大蒜杀菌效果好，再稀释一千倍浸种。结果，这块田亩收籽棉800多斤，成了上海郊区产量最高的一块田。于是，他卷一铺草席，背一蚊帐，跑遍郊区一个个公社，推广他的成果。很快，整个上海都推广了他防治棉花苗期病害经验。上海农药厂专门设立了一个车间，生产他的抗菌剂。杜润泮把它取名叫“401”，他放了一颗真正的“卫星”。

由此，他参加了第二次上海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采访他时，他从老家找出30多年前的像册，像册里保存着他的奖状、出席证。在一帧棉花高产实验田的照片上，他写着这几个字：“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劳动、斗争、创造，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当时，美国研制了中子弹。那是一种比原子弹更厉害的杀人武器。杜润泮却想，既然中子弹可以杀死生物，是否可以利用它来影响遗传，引起微生物基因的突变。他发现链霉素菌种经快中子照射后，99％被杀死了，剩下的1％却发生了突变，由原来的白色变红、变黑、变绿，这种色素突变，能否筛选出一种产量突变的东西？

当时，人们热衷于争斗，复旦大学整座原子能大楼就剩下杜润泮一人搞实验。他把种子装在加速器尖端，用快中子照射，诱变。科学需要献身精神，在这个中子场中，即使关机后半小时内，仍有辐射残余，别人怕进去，他去！他设计出一个快速取拿种子的设备，尽可能减少辐射逗留时间。没有科研经费，他自己掏钱。他终于筛选出一种菌种，送到上海第四制药厂，通过了生产性实验。1976年至1980年，这项成果使该厂从50吨的发酵罐发展到650吨，年均增产30?/FONT>37％，每月从1万个单位提高到2万单位，指标超过了最先进的日本、英国，为该厂增加纯收入500万元。后来这个菌种为全国18家大厂推广使用，被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纪录片。

为了这些，杜润泮却差一点丢了性命。他白天上课，晚上实验，常常忙到深夜。过度的劳累加上吃饭的不正常，他胃出血几次。那次，他到工厂推广科技成果，走到半路，胃大量出血。在晕倒前他掏出公费医疗证。后来被过路的警察看见，把他送到医院，切除了三分之二的胃。当然，还有一个“回报”，是一顶“白专道路”的帽子。北京要召开全国经验交流会，说他有“名利思想”，不能去；国家奖下一万元，他一分没拿。但他不后悔。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对我们革命者来说，是不存在没有困难的道路，安逸会使人变得软弱无力，我们的格言是：寻找困难，顽强战斗！”在现在的人看来，这段似近豪言壮语的日记，当时却是杜润泮思想境界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