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生命科學頂峰的人

　　他，一個從福建龍岩蘇溪杜祠走出的窮孩子，獲得了加拿大科學院頒發的最高科學獎、美國癌症基金研究會最高獎。他參與的關于人類T細胞受體基因的研究，引起世界轟動，被加拿大科學院提名申請諾貝爾科學獎。

1999年3月，加拿大華裔科學家、分子遺傳學家杜潤泮博士，應廣州市政府邀請，參加了世界留學生經濟與技朮交流會。作為加拿大基因山國際有限公司的總裁，他手頭上有許多高科技產品正待開發，深圳、汕頭、龍岩等地也爭相邀請他去協作、講學，聘請他為顧問、客座教授。在龍岩，他作了多場報告，感慨萬端。他說，作為閩西人，他攀登上了生命科學的頂峰，在諾貝爾科學獎門前留下了足印。只有敢于競爭，勇于挑戰，扎扎實實，一個目標一個目標的努力，才能領略科學的無限風光。

其時，他家里窮。他只好東挪西借籌措赴京路費，當他最后一個到北大報到時，比預定時間遲了10天。可是，理想是生活的啟動器，雖然靠助學金維持學習，他不氣餒、不自悲。青春的熱血沸沸揚揚。長跑，滑冰，游泳，體操，太極拳，小提琴，攝影，舞蹈，沒有什么他不愛好的。他兼了學生會的文體委員和多項社會工作。有次校園聯歡，他跳蘇聯紅軍舞，他踏步，旋轉，用力拍打靴子，渾身火熱。他說：校園生活該像春天的花園，丰富多彩，朝氣蓬勃。

北大畢業，他分配到上海復旦大學，任植物生理學教師。次年，即1958年，一個偉大的號召，激動著無數知識青年奔赴農村。杜潤泮自愿到上海郊區寶山。其時，正是“大躍進”，到處放“衛星”，“萬斤稻”。一個農業局長請他當科學顧問。他一看，就是把10塊正抽穗勾頭的水稻移苗并兜，放進一塊稻田，密得稻穗上可以讓母雞抱窩。稻杆捂得發熱、變黑，就用鼓風機吹。杜潤泮一看就說，這個顧問我不當了。

杜潤泮自己在復旦開了一塊荒地。他說，這是我的綜合性大學。他在田邊搭一個草棚，晚上就睡在棚里，24小時 守他的棉田。別人認為教師只能搞理論研究，如果搞實驗，就調你去農科院。可杜潤泮不這樣認為，你不讓我搞，我偷偷搞。當時，農村棉花產量一般畝產在百斤。他發現，主要原因是秋霜一下，棉花就蔫了，再沒法結籽。要提早播種，溫度低，抵抗力就差，一遇寒流就死苗。他一天到晚在田里轉。他驚喜地發現，在一塊大蒜田邊的棉花不死苗。他聯想到母親在孩子的癬上涂抹蒜汁。用大蒜汁浸種，是否能預防棉花死苗。

杜潤泮找到上海合成研究處，把他的想法說了。果然，他們找到一種乙基大蒜素，比大蒜殺菌效果好，再稀釋一千倍浸種。結果，這塊田畝收籽棉800多斤，成了上海郊區產量最高的一塊田。于是，他卷一鋪草席，背一蚊帳，跑遍郊區一個個公社，推廣他的成果。很快，整個上海都推廣了他防治棉花苗期病害經驗。上海農藥廠專門設立了一個車間，生產他的抗菌劑。杜潤泮把它取名叫“401”，他放了一顆真正的“衛星”。

由此，他參加了第二次上海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大會。采訪他時，他從老家找出30多年前的像冊，像冊里保存著他的獎狀、出席証。在一幀棉花高產實驗田的照片上，他寫著這几個字：“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勞動、斗爭、創造，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當時，美國研制了中子彈。那是一種比原子彈更厲害的殺人武器。杜潤泮卻想，既然中子彈可以殺死生物，是否可以利用它來影響遺傳，引起微生物基因的突變。他發現鏈霉素菌種經快中子照射后，99％被殺死了，剩下的1％卻發生了突變，由原來的白色變紅、變黑、變綠，這種色素突變，能否篩選出一種產量突變的東西？

當時，人們熱衷于爭斗，復旦大學整座原子能大樓就剩下杜潤泮一人搞實驗。他把種子裝在加速器尖端，用快中子照射，誘變。科學需要獻身精神，在這個中子場中，即使關機后半小時內，仍有輻射殘余，別人怕進去，他去！他設計出一個快速取拿種子的設備，盡可能減少輻射逗留時間。沒有科研經費，他自己掏錢。他終于篩選出一種菌種，送到上海第四制藥廠，通過了生產性實驗。1976年至1980年，這項成果使該廠從50噸的發酵罐發展到650噸，年均增產30?/FONT>37％，每月從1萬個單位提高到2萬單位，指標超過了最先進的日本、英國，為該廠增加純收入500萬元。后來這個菌種為全國18家大廠推廣使用，被上海電影制片廠拍成紀錄片。

為了這些，杜潤泮卻差一點丟了性命。他白天上課，晚上實驗，常常忙到深夜。過度的勞累加上吃飯的不正常，他胃出血几次。那次，他到工廠推廣科技成果，走到半路，胃大量出血。在暈倒前他掏出公費醫療証。后來被過路的警察看見，把他送到醫院，切除了三分之二的胃。當然，還有一個“回報”，是一頂“白專道路”的帽子。北京要召開全國經驗交流會，說他有“名利思想”，不能去﹔國家獎下一萬元，他一分沒拿。但他不后悔。日記中他這樣寫道﹔“對我們革命者來說，是不存在沒有困難的道路，安逸會使人變得軟弱無力，我們的格言是：尋找困難，頑強戰斗！”在現在的人看來，這段似近豪言壯語的日記，當時卻是杜潤泮思想境界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