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师到外交官

——访澳门特区筹委会委员陈佐洱

　　○杨　力

　　在澳门回归倒计时100天前夕，澳门特区筹委会全体委员齐聚北京共商回归前的种种具体事宜。就在委员们下塌的贵宾馆，负责筹委会经济方面工作的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陈佐洱委员，他利用会议间隙，接受了我的采访。

他握住我的手说的第一句话便是：“你是来自我第二故乡的老朋友，再晚也得抽时间来见见你。”他微笑着，依然是那样温文尔雅、谦和自信。多年不见，只是眉宇间更增添了几分睿智和沉稳。

陈佐洱1942年12月17日生于上海，1952年随父母迁居厦门，完成了中、小学学业后，于1964年考入福建师范学院外语系，毕业后到福州一中任教达十年之久。在此期间，他开始写作并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散文和翻译的文学作品。

我是在“文革”后期受聘于厦门大学中文系任教时，认识佐洱的先父汝惠先生的。我们在同一个教研组工作，当时他虽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夫妻俩却能相濡以沫、淡泊宁静地生活，而汝惠先生缜密前瞻的思维方法和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更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家似乎与政治无缘，我少年时代就向往当记者、作家，在粉碎‘四人帮’后，这两个愿望也都实现了，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怎么会在香港回归祖国的前夕当上了一名外交官。”他以平静的语气，开始了我们之间的谈话。

他不会忘记在那乌云翻滚的日子里，他的父亲被关进了“牛棚”，要没完没了地接受批斗。当时摆在佐洱兄弟面前的，只有奋力求知一条路，而在外文系任教的母亲，也给了孩子们必要的外语训练，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根基，为佐洱三兄弟日后的成功准备了条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粉碎“四人帮”，砸碎了强加在人们心上的精神枷锁，给那些备受压抑的知识份子带来了生命的春天，也给佐洱兄弟带来了显露才华以报效祖国的发展机遇。二弟佐沂在浙江大学读完硕士、博士并留校执教。他的小弟佐湟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后赴美留学，1982年获密西根大学颁发的第一个乐队指挥艺术博士学位，也是新中国第一位音乐艺术博士。这位蜚声国际乐坛的青年指挥家，回到国内，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克服了种种困难，推行乐团体制改革，重新组建中国交响乐团并亲任艺术总监。

“要是没有邓小平领导的第二次解放，没有改革开放，我家也不知还要遭受多少磨难，自然也不会有我们兄弟的今天了。”这句肺腑之言，吐露了佐洱对当年推行的极左路线有切肤之痛，也表达了他对赶上改革开放大好时机的欢欣之情。

陈佐洱从教师改行当记者以后又当上了外交官的转折看似偶然。他记得那是在一次全省模范教师大会上，少先队员那篇真情洋溢的献辞，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也引起了时任省委书记林一心的注意。当林书记得知作者是一中的一名教师，并经常给报刊写稿时，便找来了他：“你愿意到刚筹建的《福建青年》杂志社工作吗？”佐洱高兴地点了点头，没想到这一问一答便从此改变了他生活的轨迹。

陈佐洱如愿以偿来到《福建青年》杂志社，在杂志社工作期间，他当过记者、编辑，后任编委、副总编。在那期间，他跑遍了八闽大地的山山水水，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为福建人民留下了《青春剪影》等四本通讯、散文集。

1983年陈佐洱调到中国新闻社福建分社，先后任副社长、社长；1987年春，又上调北京任中国新闻社任港澳台部主任。

谈到奉调国务院港澳办的原委，陈佐洱又给我讲了一个小插曲。1987年9月15日，陈佐洱作为中国新闻社的代表，奉命接待来自台湾《自立晚报》的编辑李永德和记者徐璐，这是海峡两岸隔离37年后第一次突破性的交往，备受国内外媒体关注。

由于飞机晚点，陈佐洱一行在首都机场苦候了几个小时。台湾同行走下弦梯时歉意地说：“让你们久等了。”“欢迎，欢迎。等你们38年了！”这是陈佐洱迎上前去握着他们的手说的第一句话。这次在历史性的握手时，他看似脱口而出，却是十分得体的这句话，一时间成了世界多家通讯社援引和被多种报刊以显著版位登载的热点，并被传为佳话。当时中央一位有关领导看了这条消息后说：“讲得好！”随后，陈佐洱向中宣部的领导作了有关此次交往的汇报，反应很好。

当时中国新闻社正准备派他到驻外分社工作，同时几家报纸也来函商调他，佐洱经过慎重考虑后，终于放弃了已经熟悉了新闻工作岗位，就在这年的年底，他来到了已发出调令的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

当时的副主任李后和鲁平同志问起他为什么选择到港澳办工作时，他谈到了还是上小学时，从历史课本上了解到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国耻就是割让香港，如今有机会为收复香港这一历史使命做点工作尽一分力，是他毕生的大幸。

1988年他在港澳办基本法委员会秘书长的领导下负责秘书处的具体工作。来到一个新的单位，领导和同事们热情耐心地指点帮助他，使他从单纯的文化人成长为一名干练的外事官员。谈到这些，他至今仍心怀感激之情。

1994年3月，已升任司长的陈佐洱被委任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中方代表处代表；1996年1月被聘为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作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的陈佐洱，他的一言一行都在中外媒体的关注之下，他需要面对中英双方不同层次、不同政见的人物，一时间竟成了尽人皆知的新闻人物。香港市民也逐步从报刊上、电视中认识和了解这位频频出镜、不断被新闻媒体曝光的筹委会中方委员。

在这种复杂而又变化莫测的情况下，他根据中央领导的部署，在各行专家的辅佐下，和中方代表处的同志齐心协力，与英方进行涉及政治、经济、文教、军事、司法、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沟通与谈判，他遵循“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方针，处处谨慎行事，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障碍。

1995年11月，陈佐洱在与英方代表商谈财政预算时，英方有人公开摆出香港的社会福利90年代以来连续以25％的幅度增长，并声称今后5年内还要继续按此速度递增，以超过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当时国际上除法国正在为福利问题闹罢工外，美国政府也正在为社会福利问题与国会争持不下，吵着要关门停止办公，英方此时抛出这一说法分明是有意蛊惑人心，为中国接收政权后制造麻烦。

陈佐洱从财政预算应量入为出的角度出发，根据上级制定的谈判方针坚持说，社会福利的增长度应当与社会的经济发展相适应。他指出，港英政府过去忽视香港的社会福利，在一定时期内增长速度放快一些情有可原，但是照英方现在这么搞，福利增长比经济增长高出5倍，就好比在一条不平的道路上高速赛车，如果照此发展下去，用不了多少年就会车毁人亡。

这时，末代港督彭定康立即组织舆论工具对陈佐洱符合香港发展长远利益的发言，断章取义，恣意歪曲，说陈佐洱反对搞福利，搞福利就会“车毁人亡”，一时搅得香港谣言四起。谈到这里，陈佐洱说：“我是记者出身，来香港后也喜欢到处走走看看。我去过棚户区，探望过那些‘老香港’，也接触过富商巨贾，深感香港社会贫富悬殊，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当然应该尽快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我个人也一直持这个观点。”

他还记得说过这话不久，一次从内地返港的飞机上，与他邻坐的一位素不相识的香港商人翘起大拇指对他说：“陈先生，你说的话有远见，我们支持你。”乘出租车回驻地，司机一眼便认出了他，兴奋地掏出小本子让他签名留念后说：“陈代表，你讲得对，我们香港人不能寅吃卯粮，我们拥护中央政府的安排。”幸而有上级的支持，加上香港绝大多数有识之士和广大市民还是拥护中央政府对香港经济发展所制定的方针，终于以正压邪平息了这次由对方挑起的风波。

说到这里，他舒一口气笑道：“公理自在人心嘛。”香港报刊称赞陈佐洱是位绵里藏针的外交官，作为中方谈判代表，他确实不仅具有清晰的政治理念、坚定的立场，同时还具备了一名优秀外交官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必需具有的敏捷的思维和应对能力以及雄辨的口才，后来，甚至连偏袒英方的媒体，对他的言行也难以挑剔了。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断言，中国即使收回香港也无法治理香港，而对港人来说却是一场灾难。如今事实驳倒了她的妄断，香港政权顺利交接并得以平稳过渡。如今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坚定地执行“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方针，人民安居乐业。前些时不仅抵御了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生产和外贸都平稳地发展，市场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使商家对香港的信心倍增。说到这里，陈佐洱谈起了前些时发生的一件事。

1998年香港新机场电脑系统出了故障，这个亚洲最大的空港，货运顿时陷入瘫痪。港澳办接到特首董建华的求援电话后，根据国务院的指示，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陈佐洱作为港澳办分管香港有关经济事务的副主任受命处理此事。他立即会同海关总署、公安部、民航总局各有关单位的代表，连夜乘飞机赶往深圳，指挥布置，协助香港新机场货运分流。谈到这里，他感慨地说：“真是身在北京，心系香港。”

我读过陈佐洱在香港出版的散文集《芳草遍地》，排在第一篇的是他13岁时的处女作《一桶鱼虾》，写的是一个孩子在黄梅雨季节去钓鱼，当他刚钓满一桶鱼时，忽然狂风大作，雷雨交加。这时，一位解放军叔叔跑过来，一把背起孩子，冒着大雨连人带桶把他送回了渔村。快到家时，孩子把鱼虾桶塞给解放军便一溜烟跑了。说来也巧，当年讲述这个动人故事的文学少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人员进驻香港时，陈佐洱作为中英联络小组的中方代表，与周伯荣少将握手的一瞬，不仅出现在国内外许多电视台的屏幕上，香港和内地的大小报纸也以显要的版面刊登了这照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对陈佐洱来说，这相距40年的历史巧合，正概括了他人生之旅中两个值得纪念的里程碑。

1998年2月，陈佐洱奉调回到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任副主任；同年5月被聘为澳门特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他日常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筹备澳门回归的各项事宜。

问起澳门回归的准备情况。陈佐洱说，现在已进入倒计时的最后阶段，各项重要任务已基本完成，上面有中央的领导，前有香港可参照的范例，加上澳门同胞人心思归，政权交接和平稳过渡大局已定。不过我们丝毫不能有松劲的思想，因为摆在前面的困难还不少，还需要遵照中央的部署去一个个克服，有条不紊地精心做好回归的各项工作，办好中华民族本世纪的最后一大盛事。

就在喜迎澳门回归第100天，陈佐洱在中华海外联谊会于珠海举办的粤港澳三地人士座谈会上即兴赋诗，填词《如梦令》一阙：

　　五星辉耀濠境（澳门别称）

　　世纪更添喜庆

　　碧波映宝莲（澳门特区区徽特征）

　　恰与紫荆相映

　　相映，相映，

　　一统中华日近。在与陈佐洱谈到这些年人生旅途的沧桑变幻与政治机缘，他感触良多。他说，他有幸参加港澳回归工作，也许是原来从事的对外宣传工作与港澳关系比较密切，自然也不排除一次偶然外事活动中带来的成功与影响，从他含而不露的眼神里，不仅让人看到他的资质和睿智，而更重要的是他从小笃学不懈的精神，为他日后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想，一个人的成功虽然少不了识才的“伯乐”，但机遇却只会留给那些早已作好准备并具有一定潜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