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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第六期 | ||
 福建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
主辦 全國統一刊號：CN-35（Q）0052
電子版（雙月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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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 力 從教師到外交官 ——訪澳門特區籌委會委員陳佐洱
在澳門回歸倒計時100天前夕，澳門特區籌委會全體委員齊聚北京共商回歸前的種種具體事宜。就在委員們下塌的貴賓館，負責籌委會經濟方面工作的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陳佐洱委員，他利用會議間隙，接受了我的採訪。 他握住我的手說的第一句話便是：“你是來自我第二故鄉的老朋友，再晚也得抽時間來見見你。”他微笑著，依然是那樣溫文爾雅、謙和自信。多年不見，只是眉宇間更增添了幾分睿智和沈穩。 陳佐洱1942年12月17日生於上海，1952年隨父母遷居廈門，完成了中、小學學業後，於1964年考入福建師範學院外語系，畢業後到福州一中任教達十年之久。在此期間，他開始寫作並陸續在報刊上發表散文和翻譯的文學作品。 我是在“文革”後期受聘于廈門大學中文系任教時，認識佐洱的先父汝惠先生的。我們在同一個教研組工作，當時他雖遭到不公正的待遇，夫妻倆卻能相濡以沫、淡泊寧靜地生活，而汝惠先生縝密前瞻的思維方法和一絲不苟的敬業精神，更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家似乎與政治無緣，我少年時代就向往當記者、作家，在粉碎‘四人幫’後，這兩個願望也都實現了，連我自己也說不清楚怎麽會在香港回歸祖國的前夕當上了一名外交官。”他以平靜的語氣，開始了我們之間的談話。 他不會忘記在那烏雲翻滾的日子裏，他的父親被關進了“牛棚”，要沒完沒了地接受批鬥。當時擺在佐洱兄弟面前的，只有奮力求知一條路，而在外文系任教的母親，也給了孩子們必要的外語訓練，良好的家庭教育和文化根基，爲佐洱三兄弟日後的成功準備了條件，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粉碎“四人幫”，砸碎了強加在人們心上的精神枷鎖，給那些備受壓抑的知識份子帶來了生命的春天，也給佐洱兄弟帶來了顯露才華以報效祖國的發展機遇。二弟佐沂在浙江大學讀完碩士、博士並留校執教。他的小弟佐湟從中央音樂學院畢業後赴美留學，1982年獲密西根大學頒發的第一個樂隊指揮藝術博士學位，也是新中國第一位音樂藝術博士。這位蜚聲國際樂壇的青年指揮家，回到國內，在黨和政府的支援下，克服了種種困難，推行樂團體制改革，重新組建中國交響樂團並親任藝術總監。 “要是沒有鄧小平領導的第二次解放，沒有改革開放，我家也不知還要遭受多少磨難，自然也不會有我們兄弟的今天了。”這句肺腑之言，吐露了佐洱對當年推行的極左路線有切膚之痛，也表達了他對趕上改革開放大好時機的歡欣之情。 陳佐洱從教師改行當記者以後又當上了外交官的轉折看似偶然。他記得那是在一次全省模範教師大會上，少先隊員那篇真情洋溢的獻辭，感動了在場的每一個人，也引起了時任省委書記林一心的注意。當林書記得知作者是一中的一名教師，並經常給報刊寫稿時，便找來了他：“你願意到剛籌建的《福建青年》雜誌社工作嗎？”佐洱高興地點了點頭，沒想到這一問一答便從此改變了他生活的軌迹。 陳佐洱如願以償來到《福建青年》雜誌社，在雜誌社工作期間，他當過記者、編輯，後任編委、副總編。在那期間，他跑遍了八閩大地的山山水水，寫下了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爲福建人民留下了《青春剪影》等四本通訊、散文集。 1983年陳佐洱調到中國新聞社福建分社，先後任副社長、社長；1987年春，又上調北京任中國新聞社任港澳臺部主任。 談到奉調國務院港澳辦的原委，陳佐洱又給我講了一個小插曲。1987年9月15日，陳佐洱作爲中國新聞社的代表，奉命接待來自臺灣《自立晚報》的編輯李永德和記者徐璐，這是海峽兩岸隔離37年後第一次突破性的交往，備受國內外媒體關注。 由於飛機晚點，陳佐洱一行在首都機場苦候了幾個小時。臺灣同行走下弦梯時歉意地說：“讓你們久等了。”“歡迎，歡迎。等你們38年了！”這是陳佐洱迎上前去握著他們的手說的第一句話。這次在歷史性的握手時，他看似脫口而出，卻是十分得體的這句話，一時間成了世界多家通訊社援引和被多種報刊以顯著版位登載的熱點，並被傳爲佳話。當時中央一位元有關領導看了這條消息後說：“講得好！”隨後，陳佐洱向中宣部的領導作了有關此次交往的彙報，反應很好。 當時中國新聞社正準備派他到駐外分社工作，同時幾家報紙也來函商調他，佐洱經過慎重考慮後，終於放棄了已經熟悉了新聞工作崗位，就在這年的年底，他來到了已發出調令的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當時的副主任李後和魯平同志問起他爲什麽選擇到港澳辦工作時，他談到了還是上小學時，從歷史課本上瞭解到中國近代史的第一個國恥就是割讓香港，如今有機會爲收復香港這一歷史使命做點工作盡一分力，是他畢生的大幸。 1988年他在港澳辦基本法委員會秘書長的領導下負責秘書處的具體工作。來到一個新的單位，領導和同事們熱情耐心地指點幫助他，使他從單純的文化人成長爲一名幹練的外事官員。談到這些，他至今仍心懷感激之情。 1994年3月，已升任司長的陳佐洱被委任爲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中方代表處代表；1996年1月被聘爲香港特區籌委會委員。作爲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的陳佐洱，他的一言一行都在中外媒體的關注之下，他需要面對中英雙方不同層次、不同政見的人物，一時間竟成了盡人皆知的新聞人物。香港市民也逐步從報刊上、電視中認識和瞭解這位元頻頻出鏡、不斷被新聞媒體曝光的籌委會中方委員。 在這種複雜而又變化莫測的情況下，他根據中央領導的部署，在各行專家的輔佐下，和中方代表處的同志齊心協力，與英方進行涉及政治、經濟、文教、軍事、司法、出入境管理等方面的溝通與談判，他遵循“有理、有利、有節”的外交方針，處處謹慎行事，克服了一個又一個障礙。 1995年11月，陳佐洱在與英方代表商談財政預算時，英方有人公開擺出香港的社會福利90年代以來連續以25％的幅度增長，並聲稱今後5年內還要繼續按此速度遞增，以超過世界上所有的國家。當時國際上除法國正在爲福利問題鬧罷工外，美國政府也正在爲社會福利問題與國會爭持不下，吵著要關門停止辦公，英方此時抛出這一說法分明是有意蠱惑人心，爲中國接收政權後製造麻煩。 陳佐洱從財政預算應量入爲出的角度出發，根據上級制定的談判方針堅持說，社會福利的增長度應當與社會的經濟發展相適應。他指出，港英政府過去忽視香港的社會福利，在一定時期內增長速度放快一些情有可原，但是照英方現在這麽搞，福利增長比經濟增長高出5倍，就好比在一條不平的道路上高速賽車，如果照此發展下去，用不了多少年就會車毀人亡。 這時，末代港督彭定康立即組織輿論工具對陳佐洱符合香港發展長遠利益的發言，斷章取義，恣意歪曲，說陳佐洱反對搞福利，搞福利就會“車毀人亡”，一時攪得香港謠言四起。談到這裏，陳佐洱說：“我是記者出身，來香港後也喜歡到處走走看看。我去過棚戶區，探望過那些‘老香港’，也接觸過富商巨賈，深感香港社會貧富懸殊，對那些需要幫助的人，我們當然應該儘快提高他們的生活待遇，我個人也一直持這個觀點。” 他還記得說過這話不久，一次從內地返港的飛機上，與他鄰坐的一位素不相識的香港商人翹起大拇指對他說：“陳先生，你說的話有遠見，我們支援你。”乘計程車回駐地，司機一眼便認出了他，興奮地掏出小本子讓他簽名留念後說：“陳代表，你講得對，我們香港人不能寅吃卯糧，我們擁護中央政府的安排。”幸而有上級的支援，加上香港絕大多數有識之士和廣大市民還是擁護中央政府對香港經濟發展所制定的方針，終於以正壓邪平息了這次由對方挑起的風波。 說到這裏，他舒一口氣笑道：“公理自在人心嘛。”香港報刊稱讚陳佐洱是位綿裏藏針的外交官，作爲中方談判代表，他確實不僅具有清晰的政治理念、堅定的立場，同時還具備了一名優秀外交官在不同時間、不同場合必需具有的敏捷的思維和應對能力以及雄辨的口才，後來，甚至連偏袒英方的媒體，對他的言行也難以挑剔了。 英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曾斷言，中國即使收回香港也無法治理香港，而對港人來說卻是一場災難。如今事實駁倒了她的妄斷，香港政權順利交接並得以平穩過渡。如今在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援下，堅定地執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方針，人民安居樂業。前些時不僅抵禦了席捲亞洲的金融風暴，生産和外貿都平穩地發展，市場呈現出一派勃勃生機，使商家對香港的信心倍增。說到這裏，陳佐洱談起了前些時發生的一件事。 1998年香港新機場電腦系統出了故障，這個亞洲最大的空港，貨運頓時陷入癱瘓。港澳辦接到特首董建華的求援電話後，根據國務院的指示，立即召開緊急會議。陳佐洱作爲港澳辦分管香港有關經濟事務的副主任受命處理此事。他立即會同海關總署、公安部、民航總局各有關單位的代表，連夜乘飛機趕往深圳，指揮佈置，協助香港新機場貨運分流。談到這裏，他感慨地說：“真是身在北京，心系香港。” 我讀過陳佐洱在香港出版的散文集《芳草遍地》，排在第一篇的是他13歲時的處女作《一桶魚蝦》，寫的是一個孩子在黃梅雨季節去釣魚，當他剛釣滿一桶魚時，忽然狂風大作，雷雨交加。這時，一位解放軍叔叔跑過來，一把背起孩子，冒著大雨連人帶桶把他送回了漁村。快到家時，孩子把魚蝦桶塞給解放軍便一溜煙跑了。說來也巧，當年講述這個動人故事的文學少年，在中國人民解放軍先遣人員進駐香港時，陳佐洱作爲中英聯絡小組的中方代表，與周伯榮少將握手的一瞬，不僅出現在國內外許多電視臺的螢幕上，香港和內地的大小報紙也以顯要的版面刊登了這照具有歷史意義的照片。對陳佐洱來說，這相距40年的歷史巧合，正概括了他人生之旅中兩個值得紀念的里程碑。 1998年2月，陳佐洱奉調回到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任副主任；同年5月被聘爲澳門特區籌備委員會委員。他日常工作的一個重要部分，就是籌備澳門回歸的各項事宜。 問起澳門回歸的準備情況。陳佐洱說，現在已進入倒計時的最後階段，各項重要任務已基本完成，上面有中央的領導，前有香港可參照的範例，加上澳門同胞人心思歸，政權交接和平穩過渡大局已定。不過我們絲毫不能有鬆勁的思想，因爲擺在前面的困難還不少，還需要遵照中央的部署去一個個克服，有條不紊地精心做好回歸的各項工作，辦好中華民族本世紀的最後一大盛事。 就在喜迎澳門回歸第100天，陳佐洱在中華海外聯誼會于珠海舉辦的粵港澳三地人士座談會上即興賦詩，填詞《如夢令》一闕： 五星輝耀濠境（澳門別稱） 世紀更添喜慶 碧波映寶蓮（澳門特區區徽特徵） 恰與紫荊相映 相映，相映， 一統中華日近。在與陳佐洱談到這些年人生旅途的滄桑變幻與政治機緣，他感觸良多。他說，他有幸參加港澳回歸工作，也許是原來從事的對外宣傳工作與港澳關係比較密切，自然也不排除一次偶然外事活動中帶來的成功與影響，從他含而不露的眼神裏，不僅讓人看到他的資質和睿智，而更重要的是他從小篤學不懈的精神，爲他日後的成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我想，一個人的成功雖然少不了識才的“伯樂”，但機遇卻只會留給那些早已作好準備並具有一定潛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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