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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5.13 |
失去了才知永远的痛——追念张垣 ●张 惟 那是一个普通的周六，我沿着小巷的路走回故居，我度过童年的故居。父母走后，我的二哥张垣仍然住在经过翻造的故居。我虽是父母携家归国途中生于新加坡，但这所两百年故居是我度过整个童年的地方，我视为胞迹地。我少年从戎北上，大哥遭60年代印尼排华浪潮回国后逝世，只有张垣是长期住在老家。 这所故居，是我的高祖父自东肖溪兜村迁入龙岩古州居住留下的根。我回到老家，才有“飘泊半生终有根”的感觉。又因为张垣长期在家乡从事文学活动和教书，在假日他的书房常常高朋满座，老少毕集。我既可以挤进去品茗闲谈，也就此见到我认识或乐于认识的朋友，扩大了我在文友中的联系面。 果然，我走进他的书房，就见到了40年代同他一起自香港归来的老作家赖丹，近年关注红土地文学研究的评论家郭荣江，还有一位似是岩中校友会的。作为主人的张垣雅量逸致，引得满室生风。我的到来，只好中断他们的谈兴。因为父辈的世家通好邻居之子，孩提时曾“拜”承家母，现其女出阁，按民俗我们兄弟是作为娘家人一定要赴宴的。 席间，张垣依然豪饮，但也未过量，我送他回家途中，顺道还到我正在装修中的新居看了看，他对我镶嵌在客厅墙壁的书架赞不绝口。 所以，在下周的工作日开始的时候，我完全安心于《回归河洛》一组系列散文的写作。张坦年长我10岁，在他之后，我还有一位姐姐，还夭折了两个哥哥。因之，在他过了70岁之后，我定时要去看望他，时间隔长些就会悬念。这次，我们兄弟刚刚相聚，又见到他很健康、达观，我一点悬念都没有。 偏偏在两天后的9月18日下午，我突然接到侄儿的电话，张垣因脑缺血中风瘁发倒地，送市第一医院抢救，我和亲人以及市教委的领导赶往医院，但张垣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他是我的胞兄，是我文学上的师长，我们平素见面，话题是不断的，现在永别了，我们却来不及互通一声“珍重!” 他匆匆地走了，在骤然的伤悲过后，我才逐渐地感受到哀痛的刻骨铭心。 中国古话说，兄弟乃手足之情，而张垣是我文学上的引路人，更有同道的理想和情怀。 出道之前，我纯粹是个孩子，记忆中只有他作为中国式兄长的武断和权威。大约我七八岁的时候，有次曾爬上凳子在墙上题字，被他回家遇见扇了一巴掌，打击了我的发表欲。这事类似鲁迅折断了周建人小时候糊的风筝，但周建人长大后忘却了，所以鲁迅的愧疚无由表达。而我虽记住了此事，见张垣似乎忘了，也就从未向他提起。也许这种严厉，使他后来成为我文学上的启蒙老师具有了威严。抗日战争胜利后，我进入岩中读书，他买了鲁迅、茅盾、巴金、何凝(瞿秋白)的大量作品让我读，挤走了我爱看的武侠小说。他受国民党迫害出走香港后，寄回的《大公报》、《文汇报》和《解放区短篇小说选》等，促使我坚定地走上了革命文学创作的道路。 我参军北上后，他热情地引荐我去跟曾培养帮助过他的作家、编辑董秋芳、黎丁以至林默涵、楼适夷见面。我在《萌芽》、《人民日报》、《解放军文艺》发表作品和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散文集《卢沟桥畔》，大概也是张垣最为欣慰的时候。 后来我们的共和国遭受“左”的思潮肆虐，张垣40年代在国统区和香港写的进步文艺作品，反而成为他的“文章满纸书生累”，他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很达观，更对我抱着希望。但不知我的中篇小说《第一书记上马记》因揭露大跃进中的浮夸风也遭噩运，后来他从老友黎丁处得知聂绀弩赋诗“第一书记上马记，绝世文章惹大波”表示赞赏，他极为振奋。虽明知“文途多舛”，但他已从兄弟的关心进而引为“同道为荣”了。 我们兄弟一度都被遣送农村劳动，改革开放后，我出任地区文化局长兼文联主席，在地区文代会上，曾考虑到张垣的经历、资望、成就，推他担任地区文联副主席，因他在1951年是发起成立专区文联的创始成员之一。我以“内举须避亲”为由，力荐另一位老作家担任。而张垣不仅不计较，他以普通的文联委员和作协理事身份，帮助闽西文艺界做了许多基础性工作。如撰写《闽西文艺史志》、《龙岩地区文联史》，尤其是《中国民间文学集成龙岩地区卷》，编纂时间长达十年之久，编辑人员多有变动，他以常务副主编完成了“贯彻始终”的工作。 他对青年作家的关注和培养，更表现了他一贯的人品和文品。《闽西文丛》自张胜友、方彦富、陈小培等先后离开，1987年由文联独家承办，在人员、经济极度困难的条件下，我临时请他出山，张垣竟从一年多的存稿中，发现了一位青年作者的作品，并采取预支稿费帮助他上了鲁迅文学院，这位作者就是现在福建省崭露头角的青年散文家庐弓。而张垣对待自己很严格，地区文联、作协曾多方筹集经费支持中青年作家出版作品，张垣知道他的弟弟所处的位置，从来不提出要求，而是他在台湾、香港和南洋的老同学、老朋友，支援他出版了文集《龙潮》，我也才知道书名竟是他保存多年的郭沫若亲笔的题词。 张垣到老笔耕不辍。他晚年所写的文艺回忆录的随笔，牵涉到的文坛人物有茅盾、丁玲、聂绀弩、邵荃麟、林默涵、楼适夷、骆宾基、秦似、司马文森、杜埃、秦牧、董秋芳、马宁、郑朝宗、刘金、郭风、姚鼎生、章武等多人，是极有价值的，在闽西以至福建的作家中，有此经历和交往的人是少见的。我曾鼓动他写下去，以后结集出版，不料他正当“老年散文”日臻成熟的时候遽然而去了。 从此，我迷失了走回老家故居的路，闽西文坛也失却了一个“珍藏历史的文库”。作为兄弟，作为同道的后来者，我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感到沉重。但他的生命，存在于20世纪的闽西文学以至南中国的文化中，我是毫不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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