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为她而歌

　　人总要老去，是非功过，身后免不了有盖棺论定或民间评说。我总认为，那些为新中国的创建、民族的富强洒过血汗的老一辈革命者，在其晚年，尤其是处身病榻时有不虞之际，其人生轨迹早已清楚，备极哀荣的悼词也在组织的关心下已成腹稿或业已书写，只等着落幕时分填上日期、添加有关内容。使我吃惊的是，革命老人陈兰在弥留之际，亲人和组织竟还苦于没有她完整的人生档案，尤其是早年最值得后人仰止的革命业绩。

　　也许考虑到我6年前和友人撰述《农民知己邓子恢》一书时，与老人有过较长时间的相处，随后又常有接触，陈老长子邓淮生特地从北京打来电话，期盼能从我这里了解到有关老人早年革命的情况。作为我笔下传主的夫人，我本该对她的事迹有着比一般人更深了解的可能和需要，但我遗憾自己竟也没有太多的知情权和发言权。

　　其实我一开始并没有忽略老人自身的历史。这几年来厚厚十数本笔记，如实记载着我当年的数次采访。但老人总是不太涉及自己，当然也不完全是避而不谈，但往往语焉不详，不是点到为止，就是想着绕过去。我藉此推测，并非亲人们熟视无睹或淡漠了老人的革命往事，而是老人对家人也同样抱着低调、不足道的行事风格。

　　她的早年革命生涯当然不会不足道，或因此空白。一个在“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之际投身红流的农家妹子，一个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毅然参加红军游击队，并得到留过洋的职业革命家邓子恢敬重继而相爱成婚的人，一个在血雨腥风的年代“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为大众的幸福、为崇高的理想和信仰“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女战士，她的活动和成长，其实都与中国革命休戚相关，与包括丈夫邓子恢在内的千万个革命者同呼吸共命运。革命成功后，丈夫官至万人瞩目的副总理，但她身上，却看不到一丁点儿夫人的影子。夫贵妻荣，当某些高干夫人频频出没于社交圈，风风火火于官界，或喋喋于名利场，在舞台上下扮演着各种出彩角色时，她却始终隐身于丈夫身后，洗尽铅华，默默尽着妻子和生活秘书的职责。她一如既往的普通、亲切、热情、善良，如果真要把她往高干夫人群中靠，也许这世上没有比她更好的夫人了。

　　偏偏她丈夫邓子恢是满怀赤子之情的农民知己，为了百姓利益可以不惜乌纱、不计荣辱和个人得失地再三鼓与呼。于是，她那颗淳朴而透明的心，和丈夫一样，在长城内外，在大江南北，跟着亿万农民的心律一起跳动。当丈夫被错误穿上“小脚女人”的鞋子，备受污蔑和冲击时，她，一个柔弱的女性，在那段不堪回首的特殊岁月里，从精神和道义上给了丈夫最需要也最强有力的支持。可以说，作为副总理夫人，她享有的不是荣光奢华，更多的是承受苦难，是风雨同舟。除了一个坚定的大写的革命者，别忘了她还是邓子恢的糟糠之妻、患难之爱！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我为写作邓子恢传记而赴京采访她时，但见满头银发诉说着她人生的坎坷和艰辛。不要说她的身份，就单凭这雪花船洁白的华发，就该令吾侪晚辈肃然起敬了。我和她何止是两代人呀，但我发现，代沟在她亲切的话语中冰释消融。她不仅亲自安排我住宿，联系我的采访，还亲自到我的下榻处嘘寒问暖，一次次请我到家里吃饭。在北京半个多月，每次去她家，总见她在屋里屋外忙着，不是扫地就是擦洗物件，走起路来风风火火，浑不像八旬老人。第二次见面已是两年之后，我担心她忘了我这个普通小辈，岂料，在不约而同前去看她的人群中，她一下子就叫出了我的名字。那份亲热，真像是自己的老祖母。

　　使我感动的是，正义和正气始终伴随着她，历久弥坚。有一年，我在宾馆同她和另一位闽西大姐邓六金叙谈，恰逢两位省部级官员造访。我欲告辞，她却以不碍事为由相挽留。谈话中，某官员不知是习惯使然，还是不慎说漏了嘴，在致敬中冒出了升官、发财的措辞，直听得老人一声感叹：“如今的官员见面，怎么竟是说这些！”

　　1999年吧，我去北京公干，又一次到名曰复兴路61号的二号平房看她，恰逢她迁居海淀区万寿路的一处著名高干公寓。乔迁该是好事，何况按常理，享受副部级待遇的她也真早该享福，搬离这已有点风雨飘摇的平房了。但她的眼光却流露着异样的深情，说这是当年邓老亲自设计的房子，住了40多年，真是舍不得走。一来，我曾去过她新家数次，住楼下的老省委书记项南的夫人汪志馨大姐有时也来凑热闹。每每谈及闽西和福建家乡的变化，两位老大姐都有说不出的高兴，而对沉渣泛起的腐败现象，语气和表情立即转为极大的愤懑。

　　关山万里故乡情，陈老对闽西老区的关爱，是她留存在人间众多佳话中的一小则。1998年夏闽西突发百年一遇的洪灾，百姓的生命和财产严重受损，陈老为此忧心似焚，破例“走后门”，领着进京向中央汇报的家乡领导找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直接汇报灾情，使老区的赈灾工作迅速得到中南海的重视和指导。如今已竣工的赣龙铁路，倘若没有陈老等一批老同志的呼吁奔走，恐怕也还得捱上一些时辰。1999年古田会议70周年，陈老以望九高龄又一次回到这片曾经生活、战斗过的红土地。她欣喜地告诉我：近10年来，家乡变化很大，马路宽了，楼房高了，群众的衣着更漂亮了，特别是看到农民的生活好过了，她心里更是感到由衷的高兴。她寄语家乡干部群众奋发图强，群策群力把老区建设好，闽西在战争年代有功于革命，在今天也要为国家的富强作出应有贡献。一番朴实无华却情真意切的话，像飘溢的茶香一样绕梁不去。

　　2002年闻听陈老不慎摔倒骨折而住进北京医院后，我心里一直惦挂着。去年夏天赴京时在淮生陪同下专门到医院探望她。站在病榻前，看到这位一向康健而慈爱的老祖母只能与床为邻，已然无法言语，无法听我讲为开国副总理邓子恢创作电视剧的进程，我心里油然生就悲伤，盼望医学出现奇迹，能让这位好人重新活生生地站起来。因为照她前些年的计划，100岁还差远着呢！但天不佑曹，这位可亲可敬的老人，质本洁来还洁去，在2005年4月11日上午7时许走完了她92岁的人生。

　　在北望遥寄哀思时，我忽地想及，她不愿讲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革命事迹，数十年来默默无闻，是不想与先烈们和名垂青史的丈夫争功名，还是革命者本该有如此节操情怀？身处历史和政治漩涡的人物，其人生也难免复杂，但她却断定不会，她当以透明而清白、仰无愧于天俯无怍于地的人格赢得身后名。关于她，我了解的也许并不比你多。但凡认识她的人，都是她的知情者，即使缘悭一面的人，也只要像我一样记住她的两点：一是姓名——陈兰，那个从闽西乡村走出去的小名叫金娣的陈兰；一是职业——一个革命者，或曰曾志所谓的“革命幸存者”。她的墓志铭上刻着的也该是这两个关键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