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 中 为 念 农 桑 苦
——我省农村医疗卫生状况一瞥
                       ★本刊采访组

  近几年来,农村医疗卫生问题备受瞩目。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有识之士的关注呼吁,其情之殷,也已可用“揪心”二字来形容。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我省各级党委、政府为贯彻《决定》做了大量工作。
  如何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无疑是一条可行之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当时的传统农村合作医疗以预防常见病、多发病为重点的模式颇为成功,构成了一个覆盖率几乎达到100%的公共卫生网络。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贝汉卫博士,不久前在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也对此高度评价:“中国的早期公共卫生系统曾得到全世界的认可和赞许。它的特点在于成本非常低,具有很好的可普及性。”
  20多年过去了,农民的收入虽已大幅提高,然而旧的农村合作医疗体制消亡而新的体制尚未形成,农民医疗费用的增幅大大超过了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小康刚起步,一病又返贫”的现状,在农村已不是个别现象;小病扛、大病拖的农民就更多了。上个世纪末卫生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了这个无奈的现实:37%的农民患者应就诊而未就诊,65%应住院的农民患者未住院。
  福建省的农民看病难不难?农民兄弟有什么期盼?基层卫生单位有什么好的经验和做法?本刊记者带着问题,于去年底前往闽北与闽西进行了专题采访。

   “一个院长救活了一个医院”,此话虽然有点溢美,但也并非虚言。甘俊爱改变一个卫生院的例子凸显了一个道理:人才是第一资源。

  南平市顺昌县是全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先进县,身材敦实的南平市卫生局局长董海仙说起顺昌县的初级卫生保健,肯定了这么几条:卫生经费以前是投入到乡镇一级政府,然后再落实到下属卫生院,但经过资金渠道的中间环节,卫生经费往往难以真正落实到各乡镇卫生院。现在南平市一些县区,其中包括顺昌县开始实行了卫生经费和项目经费捆绑,由县卫生局统筹下拨,一年中重点扶持几个乡镇卫生院,几年下来各乡镇卫生院轮一遍,医疗实力明显增强。其次是大力推进了各乡镇的卫生院院长竞聘上岗制度,竞聘上岗的院长往往根据各自医院的实际情况,重新建章立制,实施人事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医院的活力……
  局长最后说,你们用不着跑太远,只要到延平区南山镇卫生院去看看,就能感受到医院改革后的变化。
  南山卫生院院长甘俊爱是由延平区卫生局选派的,这与以前卫生院院长由当地乡镇委任有很大的不同,能从医疗管理的角度将懂业务的人员推上岗位。
  甘俊爱院长是个精明的汉子,一张国字脸显得很有生气,说起南山卫生院管理的办法,思路清晰:南山卫生院地处革命老区,位于南平、古田、建瓯三县交界处,医院服务人口10万人以上。但由于医疗用房严重不足,病房楼因年久失修不能使用,现仅有门诊大楼一幢,占地面积仅700余平方米,兼门诊、住院、医技、办公于一体,拥挤不堪,勉强设立病床10张,距“一甲”医院床位20张的要求还少10张;另外设备不完善,现有设备档次低、且较陈旧,X光机已使用15年,时修时坏,不能正常工作……
  尽管困难重重,但甘院长从2002年11月上任伊始,就针对南山卫生院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广泛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建议,调整了院委会成员和科室负责人,并做了具体分工,随后从群众和职工反映最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着手,根据现有的医疗用房状况,对科室、病房进行了重新设置,使之合理化,改造了门诊大厅的中西医药房、收费处、观察室、手术室、医护站、注射站等诊疗环境,还更新和添置了急需的医疗器械、设备和药品,按标准在相关科室安装了紫外线灯管、维修了心电监护仪。住院病床利用率比以前提高60%,业务收入93346元(前年39490元)。过去,农民有病往往直奔县、市医院去,现在卫生院的服务质量、医疗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面貌焕然一新,农民有病一般都先到卫生院看,卫生院认为应当转院的,农民才上县、市医院去。毕竟,卫生院的收费要比县、市医院低得多。卫生院有了就医者,也就有了收入,开始良性循环。过去有种说法,认为乡镇卫生院的不景气,是因为现在交通发达了,农民口袋里也有些钱了,有病就上县医院去,乡镇卫生院显得多余了。但事实并非如此,不是农民不需要乡镇卫生院,而农民不信任现在这种状态的卫生院。因此,对南山卫生院的变化,有人说:“一个院长救活了一个医院。”
  南山卫生院的例子,说明一个好的院长可以走活一盘棋,人才是乡村医疗单位最紧缺的资源。一些原本红火的卫生院,因为管理不到位而走向衰败,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得力的院长。现在乡村医疗单位不光缺少懂业务懂管理的院长人才,就是已有的这些紧缺人才,也不安心在基层卫生院工作,纷纷出走,流向更高层次的医疗单位。因为农村卫生经费长期投入不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同样原因、同样严重的是,乡镇卫生院也留不住学历较高、技术较好的医护人员,卫生院的医疗水平下降,就医的患者就更少,进入恶性循环。上杭县南阳卫生院院长邓建齐对我们说:现在一方面说大学生就业难,但真正肯到乡镇卫生院工作的大专以上的学生实在太少。工资低工作累,各种补贴奖金先别说,能拿到档案工资就不错了,像这样怎么能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如果各级政府能像重视教育那样重视农村医疗卫生就好了。
  在闽北山区的一个县,我们了解到该县全年农村卫生经费111万元,而离退休人员工资需支付92万多元,所剩扣除防疫妇幼专项补助经费之后,已无在职人员工资和后续发展经费,全县卫生院全部亏损,职工工资不能正常兑现。存在这种现象的并不只是一两个县,而且这些已经是十分有限的经费还被资金渠道中的一些中间环节削减或挪用。农村卫生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在资金、人才上都存在隐忧。

  现在的农村应该说小病有医有药。但是一旦摊上大病,农民就遭难了。衰败的院落、破旧的家具、窘困的家境、难以听到的笑声,这几乎就是所有因病致贫农民家庭的真实写照。 上杭县也是全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先进县,透过它的农村卫生服务网络对广大农民身体健康所起到的保证作用,能多少折射出农村医疗保健的现实状况。

  地处205国道边的才溪乡四坊联合卫生所是由4个人出资出力合办的一家卫生所,在简陋的诊室里记者看到了几本欠费清单:王才娣,2003年10月11日欠药费13元……
  四坊联合卫生所的法人代表王昌其介绍说,卫生所只能看些感冒、老人慢性病。村民们来这里打1次针注射费1元,小伤口换个药1元钱,看次小病几元十几元也就够了。但就是这样,许多村民手头没有现钱,往往也是挂账到年底一起支付。像王才娣这样的患者,少说也有上百户人家,诊所共被村民欠费上万元。
  看病医疗费用低,有些小病能应急,这就是几乎所有乡村卫生所凸显出来的意义。村民们对此也心存感激。就诊者王用功在四坊联合诊所的意见簿上留言:服务态度不错,早、中、晚也都有人值班……但最好设备要齐全一些,医师也要穿白大褂,争取规范一些。
  确实,对于一个只备有一些常用药,外加体温表、血压计、听诊筒“老三样”的医疗设备,还有4个只有中专水平的乡村医生,村民们是不会有太高要求的。
  才溪镇大贵村的联合诊所是张建星办的,他有30多年的行医经验,他同时还是大贵村的党支部书记。张建星说起农民的医疗保健现状,神色显得凝重:现在的农村应该说小病有医有药,比起过去的“赤脚医生”,医疗水平也高,过去村里的诊所常用的是中草药,现在大多用西药。但是一旦摊上大病,就是说需要住院的病,农民就遭难了。大贵村2680多人口,550户人家,去年全村人均收入1890元,依我个人的观察,估计平均每户人家医疗费用一年要花500元,村中因病返贫的村民也不是一二个。村民王宜扬的爱人肾衰,看病花了三四万元后还是死去;村民钟汀光长了脑血管瘤,平时头疼不止,医疗用去8万多元,最终也未能治愈而死亡。几万元的医疗费对一个人均收入不足2000元的家庭意味着什么,你们可以自己掂量。
  当我们向下王村的党支部书记刘昌明求证现在农村平均每户人家一年医疗费用要不要花500元时,他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们:那还是保守的估计。
  才溪镇龙石村的党支部书记王学文也对我们说:现在农民最怕的就是生病,生大病。龙石村的30多户贫困户中,有40%是因病致贫的。
  那天,在大贵村党支书张建星、村委主任钟兆芳的引领下我们来到了竹湖自然村阙德书的家中。阙家是个小庭院式的平房,推想当年家境也算过得去。10年前阙德书是个精壮的汉子,自己买了一部拖拉机跑运输,日子过得挺宽裕。没想到5年前的一次意外事故让他脊柱受伤,从此卧床不起。家中只有靠爱人刘莲英种几亩田勉强过日子。大女儿初中毕业就外出打工赚钱补贴家用,另外2个还在念书的小孩靠着学校学费全免才得以就学读书……
  衰败的院落、破旧的家具、窘困的家境、难以听到的笑声,这几乎就是所有因病返贫的农民家庭真实写照。
  上杭县有许许多多的阙德书们渴望着政府能出台一套医疗求助方案,帮助自己解决个体难以抵御的重大疾病风险。上杭县政府也曾在1997年向各乡镇政府发出《上杭县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和发展农村合作医疗保健制度意见的通知》。为加强政府的扶持引导力度,市、县财政还按参加合作医疗的人数每人每年给予2元补助,要求乡(镇)、村分别按2元、1元的标准予以配套。由于县委、县政府的高度重视,1997年至1998年,全县的合作医疗得到迅速恢复重建和发展,有12个乡(镇)106个行政村共128484人参加合作医疗,占全县农业人口的30.8%。但是,全县合作医疗在曾经出现一阵好势头后,由于配套资金不落实、向农民筹款难等原因,从1999年又开始滑坡,目前已基本解体。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工作给农民带来了希望。但是过去造成农村合作医疗几起几落的因素并未完全消除,不能不让人有几分担忧。

  2003年年初,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卫生部、财政部、农业部文件,指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属于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到2010年,这一制度将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居民。目前全国有316个县、9700万人口正在广泛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我省的泉州市安溪县、厦门市同安区、龙岩市新罗区也名列其中。
据卫生部的解释:“之所以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一是因为今后将以大病统筹为主,而过去的农村合作医疗都以小病预防为主;二是新的合作医疗体系下的费用,将由中央政府转移支付一部分,县财政支付一部分,这也与以往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同。”
  从全国试点工作反映出来的问题看,做好这项工作仍需艰苦努力。一是筹资仍是合作医疗的重点和难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实行个人缴费,集体扶持和政府资助相结合的筹资机制,并且对筹资的数量标准根据各地情况作出了规定。目前各省大都规定农民个人每年的缴费标准不应低于10元,地方财政每年对参加新型合作医疗农民的资助不低于人均10元。但是,对于贫困户和“五老”人员来说,其个人缴费部分只能由民政、扶贫等部门投入,因此,要建立病困人口大病统筹的长效筹资机制,这就要由财政安排专项经费列入财政年度预算,使合作医疗经费年年稳定,不受人为干扰;还要由民政、扶贫与老区办、劳动和社会保障等相关部门按全县贫困人口数按年定额拨补。资料显示,年人均合作医疗经费在30至50元,对防止贫困人口因病再度致贫有一定的遏制作用。目前,县乡财政大都困难,配套资金能否到位并且长年坚持下去?农民讲实惠,一时没有享受到补助的农民,能否长期保持出资的热情?因此筹资仍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二是要制定合理的报销比例。报销比例可根据县乡医疗条件的不同,设定自费和公费部分的比例和等次。但也有人担心,一些农民希望看病少花自己的钱,上面多拿钱。比方看阑尾炎,在乡卫生院、中医院及县医院,价格差好几倍,报销比例也差好几倍,一些农民就会想既然能报销,就会选择高级的医院,实际上就造成了资源浪费。还有一些农民担心报销的手续繁琐,遭罪受气。因此,要有合理的可操作的报销、补助制度。三是如何妥善管理和有效使用这笔资金。我国有9亿农民,摊在每个人头上不算多的资金一旦乘以9亿,就是一笔巨额资金。这笔钱如何管理?会不会像以前一样再一次成为人人想吃一口的“唐僧肉”,而最终好处没有落实到农民身上。还有,医药费用虚高的问题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们担心真正得到好处的反倒是医疗单位。因此,这笔资金如何运作、使用等等,都是试点工作必须认真加以解决的问题。否则,农民盼望已久的好事再次流产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2003年12月5日,全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会议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会上强调,要充分认识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重要性、长期性和复杂性,高度重视、满腔热情、积极稳妥、扎扎实实地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
  俗话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我们牢牢树立起“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观念,就一定能把这件大好事办好。我们衷心地祝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一路走好,给农民兄弟带来真正的实惠。



说说真心话:农民就怕生大病。
送医下乡——关心农民的健康,是医务工作者的责任。
你家今年花了多少医药费?
“八进农家”送温暖。
“望、闻、问、切”总关情。
小小诊所作用大。
小宝宝在镇卫生院平安诞生。
访贫问苦在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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