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部政绩观异化的五种“型”态

　　 政绩是领导干部运用公共权力，履行岗位职责所取得的绩效。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当前少数干部政绩观异化倾向比较严重，已成为少数领导干部滥用公共权力的新动向。其主要表现有：唯上迎合型。千方百计迎合取悦上级，置群众呼声和利益于不顾，一门心思搞“官观”工程、形象工程、路边工程、面子工程，有限的财力浪费在搞形式主义上，以表面政绩引起领导关注，博取领导好评。急功近利型。不顾客观实际，下硬任务，定高指标，结果往往事与愿违。跟风攀比型。为求轰动效应，沽名钓誉，用心作秀，热衷于上电视、见报纸、拿奖牌，靠“泡沫政绩”赢得媒体吹捧、领导赞赏。贪大求新型。凭主观意愿办事，动辄搞大投入，滥用民力，透支财力，加重群众负担，结果是有始无终，不堪折腾；带着赌博心理：项目上去了，自己乘势升迁；项目没搞成，屁股一拍走人。群众称这样的干部不是作为，而是“作秀”。浮夸炒作型。认为数字靠报，政绩靠炒，弄虚作假，把目标当成绩，把想法当事实，视统计为游戏。有的对数据进行“处理”、“微调”，统计数字分“任务”，搞摊派。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

　　 贺国强强调要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培养选拔党外干部工作

　　贺国强最近在全国培养选拔党外干部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培养选拔党外干部是党的干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统一战线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在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他指出，要抓住目前大规模培训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的大好时机，进一步加大对党外干部培养教育的力度，通过加强多种形式的学习培训和实践锻炼，不断提高党外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要在坚持政治标准的前提下，注重选拔那些既有业务专长和代表性，又有较强参政议政能力和一定组织领导能力的党外干部；要不断拓宽党外干部的选拔渠道，在做好从科教文卫系统选拔党外干部的同时，注重从民主党派领导成员及工作骨干、无党派代表人士和人民团体、科研院所、国有企业中选拔党外干部；积极探索从新的社会阶层和留学回国人员中选拔优秀党外人才担任领导职务。要改进和完善党外干部选拔任用方式，逐步形成有利于优秀党外干部脱颖而出的机制。要坚持真诚、平等地对待党外干部，进一步搞好合作共事、充分发挥党外干部的作用。要切实加强领导，积极探索规律，狠抓任务落实，进一步完善培养选拔党外干部的工作格局。
　　　　　　　　　　　　　　　　　　　　　　　　　　　　　　　　　　　　　　　　　（摘自《光明日报》）

　　　　　　　安徽谯城区建立党员集中活动日制度

　　谯城区为增强农村党员教育管理的自觉性，最近建立了农村党员集中活动日制度。规定每村确定一名镇乡党员干部包村，每个镇乡党委确定３至５名辅导员，每村确定１名辅导员，镇乡党委每月１日召开包村党员干部和辅导员会议，确定本月党员集中活动主题、内容和形式，报区委组织部备案。每月１０日为全区农村党员集中活动日，活动安排半天，分点名、签到、交纳党费、对上月学习内容提问、观看电教片，学习政治理论和实用技术等，以及开展主题活动和议事活动三个时段进行，活动后认真填写《党员集中活动日记录簿》。
　　　　　　　　　　　　　　　　　　　　　　　　　　　　　　　　　　　　　　　 （摘自《组织人事报》）

　　　　　　山东滨州市建立“赛选”机制选拔干部

　　滨州市委组织部在深化拓展“树组工干部形象”活动中，建立起以“三选”为主要内容的干部“赛选”机制，奠定了保持组织部门“公道正派”的基础。一是业绩遴选。对全市面上的干部，设法为其搭建“创业赛场”，让其在干事创业的舞台上展开竞争，对县区、市直部门、乡镇、企业分别制定了量化考核办法，如对县区重点考察ＧＤＰ、财政收入等１２项指标；对乡镇重点考察财政收入、民营经济等１０项指标，每项指标实行百分制，半年考核一次，纵向排列，全市通报。凡具备“主管工作名列全市第一”、“乡镇综合考核前移５个位次”等７个条件之一的，全部在市委组织部建立实绩档案。二是推荐竞选。对部分专业性强的单位主要负责人，搭建“竞辩”平台，采取“推荐竞选”的办法选拔任用。三是公开考选。从储备党政人才、锻炼年轻干部的需要出发，搭建“考选赛场”，便于高学历年轻干部脱颖而出。
　　　　　　　　　　　　　　　　　　　　　　　　　　　　　　　　　　　　　　　　　 （摘自《大众日报》）

　　　　　浙江南浔区推行村级事务财务“两入户”制度

　　南浔区为真正把农民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落到实处，最近全面推行村级事务、财务“两入户”制度。规定“两入户”每季一次，公开的内容分别由村民代表大会和村民主理财小组预先审核后印在一张《公开表》上，包括村民普遍关心和涉及切身利益的各种事项，力求该公开的全公开。《公开表》由各村民小组长在２个工作日内发到每家每户，暂时外出的通过电话等形式约定送访时间，村民可通过口头反映或填写回执投到公开箱等进行反馈。村“两委”负责对村民的意见建议进行梳理分类，提出初步方案上门交换意见或召开民主恳谈会等，再经党员、村民小组长例会讨论，及时进行处理，重大事项提请村民代表大会形成决议，需要较长时间处理的事和暂时不具备条件解决的问题也要说明原因。为保证该项制度落到实处，南浔区委还要求各村健全各项配套制度，并建立由村民代表、党员代表、老干部代表等组成的监督小组，对这项工作进行有效的监督。
　　　　　　　　　　　　　　　　　　　　　　　　　　　　　　　　　　　　　　　　　（摘自《浙江日报》）

　　　　　　山东昌邑市实行农村党员“积分制”管理

　　昌邑市为进一步发挥农村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最近推行农村党员积分制管理。该市把农村党员履行的基本义务细化为考核、评议和奖惩三大类３０项指标。考核指标包括履行党员义务、完成各项任务、带头遵纪守法等容易量化考核的内容；评议指标包括带头致富、维护稳定、遵守社会公德等不便量化的内容；奖惩指标包括提合理化建议、出资兴办公益事业、招商引资等加分项目，以及参加迷信活动、参与集体上访等减分项目。每项内容又进行了细化分解，赋予一定的分值。平时，村党支部根据党员每项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跟踪记录，半年汇总一次积分情况，结果同本人见面，并通过支部大会和村务公开栏进行通报，接受群众监督。年底，对积分情况进行全面汇总，按积分多少和党员民主评议情况，确定“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档次，结果报乡镇党委。对初次考核不合格的，由党建联络员与其谈话，进行批评教育，限期整改；对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的，按照《党章》和有关政策规定，进行组织处理。
　　　　　　　　　　　　　　　　　　　　　　　　　　　　　　　　　　　　　　　（摘自《潍坊组工通讯》）

　　　　　　　上海闵行区推行“五事”制度

　　一是干部问事制度。指村党?穴总?雪支部、村委会干部通过定点联系、主动走访、下田进户，及时了解群众的家常事、烦恼事、急难事、困惑事，为群众解决困难。二是群众说事制度。指群众直接与干部面对面交流，反映问题，诉说困难，并得到热情、满意的答复和帮助。具体要求每个村设立专门的“说事室”，规定说事日，村干部轮流值班，接待群众；对突发事、紧急事，要急速急办、特事特办，随说随办，及时处理；村民推选政治素质好、真心为群众办事的代表担任工作人员，协助村干部做好接待、记录、分类、处理和反馈工作；说事情况和落实情况，每月以一定形式向村民公开。三是集体议事制度。指群众反映的关于集体经济、基建工作、招商引资等重大问题和其他热点、难点问题，按照村党（总）支部和村委会议事规则，进行集体讨论、民主决策，对群众日常反映的问题，一般性的问题采取分类议事办法，每月议一次；对急难性问题，实行随说随议；对敏感性问题，可请村民代表参与；对全局性问题，则要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大会集体商议。四是承诺办事制度。指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认真研究，妥善处理，能解决的则现场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可向群众说明情况，作出承诺。五是定期评事制度。即定期向党员和群众代表通报上述工作开展情况，并通过召开部分村民代表会议，发放征询意见表、设置评事意见箱等形式，广泛接受群众评议。
　　　　　　　　　　　　　　　　　　　　　　　　　　　　　　　　　　　　　　　（摘自《上海组织工作》）

　我国部分不发达地区县乡机关公务员出现“四多四少”现象

　　一是“官”多“兵”少，选任干部源头不足。很多县乡机关由于人员缺编较多，呈现出“官”多“兵”少、头重脚轻的倒金字塔形。有的单位中层干部有位子没人做，还有的单位当“官”的比办事员还多。每年民主推荐干部人选，很多单位很难推荐出符合条件的后备干部；组织部门选任干部也常常感到源头不足，后备干部乏人。二是“杂牌军”多，“正规军”少，裁减冗员阻力重重。许多县乡机关由于公务员人手少，总体素质不高，为了完成繁重的工作任务，不得不从下属单位借人，甚至雇用临时人员。几年来，县乡机关根据上级文件精神，虽然多次进行机构改革，并对编外人员进行分流，但分流了一批，过一阶段又得重新招回一批。三是“胡子兵”多，“童子军”少，提升素质步履维艰。由于近几年公务员公开录取频度低、人数少，县乡机关公务员队伍出现了年龄老化现象，３０岁以下的年轻人员比例太小，不适应形势发展要求。四是党员干部多，党外人士少，优化结构任务艰巨。现有的县乡机关公务员中不仅年轻干部少，而且党外人士、妇女干部少，整体结构很不合理，特别是领导班子中年轻干部、妇女干部的比例更小，严重影响了机关干部队伍结构的优化。
　　　　　　　　　　　　　　　　　　　　　　　　　　　　　　　　　　　　　　　（摘自《组织人事报》）
　　　　　　　　　　　　　　　　　　　　　　　　　　　　　　　　　　　　　　 本栏由省委组织部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