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典他们带弹受阅

开国大典他们带弹受阅

　　检阅台前通过的的千百名战士，手里握着各式各样的轻重型武器，里面却没有一粒子弹，个中原因众所周知。1982年10月，埃及总统萨达特在阅兵时被一名手持冲锋枪的受阅士兵射杀在主席台上。所以，阅兵不许带弹已成常识的一幕。
　　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的在世界阅兵史上画一个重重的惊叹号——从广场上空呼啸而过的飞机机群里，有两架“蚊式”战斗机上带有实弹，并且这两架飞机的驾驶员都是前国民党空军的飞行员，他们有能力根据自己的意愿在任何时候把子弹推上枪膛。
　　主席台上云集的，中是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大批最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台下的接受检阅的是，是为民族解放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们；广场上欢呼雀跃着的是满腔热情拥护共产党的北京市民。
　　当飞机机群飞越主席台上空时，毛泽东手搭凉棚仰望天空，站在他旁边的朱德欣慰之情溢于言表：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啊，我这个总司令直到今天才能算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三军总司令。此时此刻，他们知道飞机上的情况吗？：而那两位起义飞行员又是怎么想的？
　　我们有幸找到了两位当年带弹飞行的飞行员，他们中一位是阎磊，一位叫邓仲卿，当年英姿飒爽的年轻人，如今已是满头银发。
　　在武汉王家屯空军干休所的一处普通小院里，年过古稀的邓仲卿老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邓老家的小院收拾得整整齐齐，满院子油绿油绿的蔬菜鲜嫩欲滴，这都是年已古稀的老人亲手栽种的。
　　扣得整整齐齐的蓝色中山装、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邓老向记者回忆起50年前的那段往事：
　　“1949年9月，我们在南苑组织了一个飞行队。当时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就是每天训练，后来得到命令说是要准备国庆大典飞行检阅。当时我们的飞机非常少，只有3架运输机，9架Ｐ51战斗机，还有2架‘蚊式’战斗机及几架教练机。于是就想办法把飞机编成3架一组，每组飞两次，这样飞机看起来就多一些，不断有飞机在飞”提到带弹飞行受阅，邓仲卿和阎磊都提到，说一般情况下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可是，当年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邓仲卿解释说：“那是因为形势很紧红，为了防止开国大典这天国民党飞机袭击轰炸，我们还是要有的准备，当时有几架歼击机在上面随时准备作战。因为我当时驾驶的‘蚊式”这种战斗机可以为歼击机提供掩护，因此，上面就命令我这架受阅机带上实弹。受阅之后，我的任务是在高空飞行，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
　　“当时的炮弹并未上膛。”老人又特别补充说，“飞在广场上空的时间，心里特别紧张。因为我一方面要顾虑到国民党的飞机，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和前面的Ｐ51机群保持适当的的距离。”
　　关于1949年带弹受阅的飞行员全部是国民党驾机起义人员一事，阎老说：“当时的心情也不怎样激动，觉得是件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位原空军指挥学院的飞行教员年轻时曾在美国接受过严格的飞机驾驶训练，是我国第一批飞行员中的主要技术骨干。他说：“因为只有起义人员技术水平比较高，刚刚培养起来的飞行员不怎么熟练，再加上那时候确实对我们也信任，民主气氛和一视同仁的作用很浓，彼此之间没有你我之分，因此，这件事情是自然而然的。
　　“参加开国大典飞机数量很少，但是基础上都比较新，不像一般宣传材料上写的破破烂烂，因为这都是起义人员从国民党方面开过来的新飞机，都是美国产的，到1959年这一批飞机因为没有人供给新部件，几乎全部被淘汰，都换成了苏联产的飞机。苏联的飞机性能也不错，但是跟美国飞机比起来，还是显得粗糙。”
　　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今天我们已经很难通过不多的图片、图像资料来感受50年前那个令人激动的10月1日了。阎磊回忆说：“这时更正一个说法，有的材料上说1949年10月1日刑海帆驾驶飞到天安门上空时，听到毛主席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种情况其实是不可能的。所有的飞机除了听见指挥台发出的命令和飞机与飞机之间的联络以外，听不到任何声音。
　　“飞越广场上空时，只能看见密密麻麻的人群会聚在天安门广场，其他任何声音都听不见。参加完开国大典的空军检阅，我们这两架带弹飞机马上又起飞，进行空中巡逻，晚上参加大典的所有的飞行员都被请去参加国宴。我记得最深刻的是朱总司令来我们桌前敬酒，说：“我是老起义了，起义了那么多次，最后才找见了共产党，不容易啊，你们就是新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种子，将来建设空军就靠你们了！’在坐的所有听了都非常激动。”
　　（摘自《金陵晚报》）